時間:民國84年底
    會議中,一些有報導過學生的記者基於對六大一小的好奇吧,不停的要求我離開會場,做個別的採訪。曾經明白表態不要我利用媒體的那位記者也手拿「孤軍後裔的吶喊」那本書來跟我說,她沒想到我是玩真的。我把發言機會交給東東跟慧玲後,覺得自己好像可以置身事外了,不想聽到一位官員的報告,而終於忍不住怒氣的走上發言台去。
    官員說:「這些女孩沒有任何身分證明文件可以證明他是中國人,而且不是學生身分,我們不能比照學生的模式,發給他們台灣的定居證。」
    氣虛的我的答覆是: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泰北難民村中住的是中華民國的孤軍,只有我們可以矇起眼睛說:因為你沒有證件,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誰?」「泰北學生是人,所以應該有定居證。六大是狗,因為狗不須要身份證。」「有錢人家的孩子能夠讀書,所以能當學生。沒錢人家的孩子沒能讀書,活該被再度欺凌。」
    第二天,所有報紙形容我「憤怒的說;相當不滿;嚴厲指責。」我承認自己措詞嚴厲,但我哪有能力擺出「憤怒的說;相當不滿;嚴厲指責」的氣勢啊。也第一次覺得,自己好像是個可以指摘政府官員的有力人士了。公開出氣的感覺老實說,真的很爽。
    其實在幫第一批學生的期間,為了強化自己說故事的能力,也為了滿足每次開會時必須提供給媒體的資料,我看了不少資料,也寫了不少文章。最長的一篇是:『流落在台灣的亞細亞孤兒』,文長七千多字。邊寫邊生氣,整篇文章不是怒氣沖沖就是感傷,寫時的氣加累,寫完後,我以為自己再也寫不出任何相關的文章了。
    摘除子宮的手術據說術後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好好休養。可公聽會後的當天下午,我立即帶著TVBS的何雅婷跟李宗玉直奔三峽外國人收容所做採訪。所裡非常配合,幾乎答應我們的所有要求。女孩們發現自己可以上電視了,也都非常勇敢的面對鏡頭,我們想做的一些保護措施他們反而都不在意。雅婷要求拍他們放風時的心情,她們面對著小山陵,大聲喊出:「我要回家!」他們儘情紓發了自己壓抑已久的情緒,我卻幾乎無法承受那樣的氛圍。一路上,強忍住的傷痛,直到到家,才痛快奔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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